政治斗争太过残酷而真实，统治者很难相信在迈入神坛以后接触到的任何角色，他们都可能拥有不同程度的动机、背景和代言的成分。真正的信得过的，必须是执政之前结下的朋友。崔顺实在朴槿惠的人生低谷出现，不管以后是否包含利用和算计的成分，单从情感意义上来讲，在当时众叛亲离的情景下敢于提供佑护，这份立场还经得起考量的。
类似的情况数不胜数。默克尔在两德统一后刚刚担任妇女与青年部长之时，曾经由于访问期间摔断腿在一家医院静养，并在最近一段时间里被迫找了一个助手打理党务，这就是默克尔直至今天的办公室主任贝亚特·鲍曼。鲍曼与默克尔分享着几乎完全相同的性格特质，从一开始就完全合拍，她深刻地作用于默克尔的国务观，改变了默克尔对以色列和犹太人的个人情感，用一名记者的评述，“他们的关系像硬木头一样，极其缓慢地生长，一年又一年”。
如果说韩国存在“八神女”，默克尔的身边也有一个十余人组成的“女孩营”，她们紧密簇拥着默克尔、鲍曼和克里斯琴森组成的“玫瑰金三角”，在这个极其封闭沉默的小圈子里，一条条政策还可以绕开外交部传达到布鲁塞尔和纽约。这是实实在在的“闺密治国”。
对男性而言，“基友治国”同样屡见不鲜。克林顿政府时期，整个内阁最重要的几次人事操控不是掌握在两院或是白宫，而是由克林顿最为信任的朋友弗农·乔丹亲自操刀完成。他两次主导了国务卿的任免，在关键时期劝服克林顿辞退国防部长阿斯平，从而尽可能抹去索马里危机给克林顿本人带来的不利影响。
整个国家都知道他和克林顿有多么亲密，然而他并没有权力位置，他只是喜欢呆在总统身边，是总统的高尔夫球伴，是常常在运动前后和总统在换衣间里聊天的人。他非常明智，曾经拒绝过司法部长的提名，他知道要保持和克林顿的密友关系，只有不在克林顿手下工作。
在克林顿最为引以为豪的国内经济政策上，另外一个角色洛埃·本森则深刻地坚定了克林顿削减财政赤字的决心。在至关重要的会议上，克林顿总是站在他的旁边，每当会议行将结束时，克林顿就会转向他，“洛埃，你认为呢？”本森通常只用一两句话应答，而接下来便一定会按着这两句话展开行动。在一些观察人士看来，“本森对克林顿的掌控几乎不可思议，他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差不多值得写下一本小说”。
克林顿是如此相信身边的朋友，在其整个执政岁月的最后几分钟，他看似随意般为自己的朋友，昔日的法律顾问杰克·奎因做了最后一件事——特赦有案在身的金融逃犯马克·里奇。这件事情干的如此的草率而鲁莽，事先没有与任何检察官通过气，完全不顾后果，其深远的效应直到现在仍在发挥决定性的影响力。
就在11月2日，FBI一个不常用的Twitter账号，同样以看似随意的方式提示警醒我们在《信息自由法案》的页面已经上传了一份从未公开过的有关这次特赦案件的长达129页的调查档案。这与几日前刚刚宣布重新再启动对希拉里邮件门的调查消息连在一起，继续重创在最后几日的选情。
那次特赦以来，和克林顿的形象遭到了极大的毁损，如果克林顿事先知道这场苦难可能漫漶超过十五年，从他的任期直至到他妻子的竞选，他应该无论如何不会再信任任何朋友。
绝不是天方夜谭，这些《纸牌屋》中描绘的塔斯克式的角色事实上就是存在，甚至每届总统身边都会有那么几个人，而总统之所以愿意信任他们，并且与之分享很多核心忧虑，完全是因为这一些人多半是自己旧时的同学或是幼时的伙伴，这种情感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
站在朋友的立场上，他们所处的角度更为客观、独立，沟通的方式更简单、真诚。他们能被纳入幕僚班子是最好，比如希拉里与阿伯丁；若无法，在法律界限的边缘倾听他们的建议也能的，比如克林顿与奎因。而结果则大致相同，如果交友不慎，都会付出惨痛的代价。
所谓的“闺蜜治国”本质上没什么可怕，这最多反映出女性幕僚地位的提升，已能在领导人周围搭建出一个女性政策班子。遗憾的是这中间难免有各色信息的进进出出，难免触碰到或明或暗的法律禁区，常常容易不小心就忽然僭越了。尤其是在强社会、弱政府、高民主的美国、韩国和台湾政治生态里，这种僭越有时的确是致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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